日期：1957-9-7 作者：叶以群, 孔罗荪 姚文元
叶以群、孔罗荪 姚文元许杰在“鸣放”期间，忠实地执行了“章罗联盟”的反党纲领，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是他在八月十六日人代会预备会的交代中还是狡赖地说什么：“我投机，表面上装作进步，我骗了别人，也骗了自己。”“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立场是反动的。”“我的这种反动思想是一贯支配着的，只是我自己不知道就是。”
从这些话看来，似乎许杰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无意识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那一切。这完全是骗人的谎话。为了证明许杰的言行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无意识的，我们想从他的文艺思想方面来作一个简单的揭发和分析：
一九二五年，许杰写了“飘浮”，后来辑成小说集，于一九二六年出版。在“自序”中，他对当前的生活表示了极其悲观失望的情绪，他说：“我只看到一些无可挣扎的灰色的人生。——他们都是无灵魂的，兽欲的，罪恶的。”“我觉得现在的人类(至少我眼中看到的)是不能有‘自由意志’，他们都在无可如何的大力的命运之下挣扎。现在的社会，也是太失望了，理想的社会也不会在这丑恶的社会中产生。”当时正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时候，许杰竭力向青年宣传这种灰暗、绝望、听天由命的没落思想，它起的作用就是削弱、破坏青年的革命意志，打击他们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来改造社会的理想，引导他们走向颓废、反动的道路。
在这本小说集中，有一篇“琴音”，他把一个农村中的恶少“老叶”——一个极端无耻到处“掳撂”略有“风姿的少女，以喂足他暴虎似的色欲”的恶霸，一个侮辱了一个少女，逼得她堕胎而死、她母亲上吊而死的残酷的坏蛋，写成为受苦受难的人，竭力去描写这个恶霸(后来变成算命瞎子)晚景如何“凄清悲凉”，小说中没有一点对这个有血债的恶霸的仇恨，反而用怜悯的文辞引起人们对这个恶霸的同情。在革命的高潮中写出这样的作品，足以说明许杰的立场是站在哪一方面。
一九二六年，他写了中篇小说“暮春”，通过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李哲生的口，发出了诬蔑共产党的毒箭：
他晓得自由二字，常常与共产相连的，而共产便是赤化，在另一方面，便连带起公妻——这还成什么话呢?(第十八页)
他们实在没有想到自由的连带成分，会是共产，会是公妻，会是恋爱自由，性交公开的。他们真呆呀!他们的失败，便是不经世事，便是在此。(第19页)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没有作任何的批判，这实际上就代表了许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动观点。这同国民党特务机关诬蔑共产党的话一模一样。整篇小说，也都是宣传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同当时进步的、民主革命的潮流完全是敌对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到一九二九年，许杰所写的小说汇集在“火山口”这本集子里。就整个倾向而论，这本小说比以前两本更反动、更色情、有着更浓厚的毒素。他说这本小说是受反动的弗洛伊特学说的影响，“想以性的行动，为一切的中心行动，而去解决，观察一切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这种哲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中最反动的一派，它同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是针锋相对的，它同中国革命和进步思想势不两立而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欢迎、所鼓吹，而许杰在小说中宣扬的反动思想，则又远超过弗洛伊特学说本身。
不需要在文字上去引用那些色情的描写。我们想从政治上来看一下。例如在“你的心曲”一篇中，他借口一个青年男子的独白，发出了诬蔑中国妇女运动的叫嚣，企图把青年在旧社会中所受的反动统治的迫害，全部恶毒地歪曲成是青年女子的“诱惑”所致，想把斗争的矛头从敌人转向被压迫的妇女，以分裂人民的团结。请看下面一段：
关于妙龄青年美女的追慕，我早已否定了。这一种“人类的恶之花”，“活的死尸”，“白日的妖精”，“迷人灵魂的鬼魅”，我现在是恨之入骨了，我天天在诅咒着她，我祷祝她早些死亡；……你这些肉的兽性发泄机，用美丽的表皮包着恶臭的脓包的贱女人啊!……
凡是可以用来侮辱青年妇女的词汇，他差不多都用上了。中国青年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两个组成部分。谁都知道，青年男女在旧社会中所受的痛苦，婚姻不自由，根本原因是反动统治的迫害，要得到婚姻上的自由，首先要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而许杰竟搬出“女人是祸水”的滥调，把一切痛苦归诸于女性的“引诱”，这是一种非常反动的政治思想，
“火山口”是完全为弗洛伊特的反动学说作宣传的小说，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只有兽欲(所谓“性欲的火山口”)的人，什么阶级性，什么反动统治的压迫，什么革命斗争……全部被否定得干干净净。它只宣传这种思想：人之所以有苦闷和痛苦，与“社会问题”毫无关系，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毫无关系，唯一的原因只是性的苦闷，小说中还不堪入目地描写着同性恋爱。这种小说在当时就是起着替国民党反动派腐蚀青年、进攻革命的作用(特务文学的特征之一，不就是色情么?)而且，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作者隐藏着怎样丑恶的灵魂。
在这本书的“新序”中，许杰自吹自擂地说：“若我这种人物”，“骂社会”，“骂金钱”，“倒觉得有点勉强，有点假装”，“克制”自己，“好像便根本不要怎样的力量，只要少装一点假，听其自然的样子，那所谓的反革命的脾气便自然会克制了的。”这里，他把别人的骂社会诬为“假装”，而吹嘘他自己伪装的本领高明，“根本不要怎样的力量”，就可以用“自然”的假面具来掩盖他“反革命的脾气”。他以为这一套手法十分巧妙，所以一直运用到今天，但“这种人物”的伪装在社会主义革命巨流的冲击下是必然会被彻底揭穿的！他的“反革命的脾气”如果还不肯挖掉，就必将自绝于人民。
许杰在交代他的反动历史时，轻描淡写的说到抗战期间，他在福建教书，“也写了一些所谓文艺论文，却又借着环境特殊的名义，自己主观上认为打打掩护，于是就引用了反动头子蒋介石、孙科、梁寒操的说话”，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吓吓国民党小鬼”。
许杰把他在抗战后期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推动东南文艺的活动，说得多么轻巧，倒很像他是在那里做进步的工作，所以才在当时引用了许多反动头子的“说话”，那不过是为了替自己打打掩护，“吓吓国民党小鬼罢了”。这一段话是彻头彻尾的说话。
抗战后期，他写了一本十几万字的书，叫做“文艺批评与人生”，是在1945年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出的，上饶是国民党反动派头子顾祝同的大本营，反共的前锋阵地。许杰就是在顾祝同统治的这个反共阵地上当了一员反共的文艺统帅。许杰是很想干一番事业的，他在当时的福建、浙江、江西一带，充当了一员主将，发号施令来推动他的所谓“东南文艺运动”，他是有最高准则，有具体纲领，有组织路线的。
许杰在“论文艺批评的建设性和积极性”一文中提出了：“文艺运动的最高准则，是和现阶段的最高国策相互一致的。”
抗日战争的后期，蒋介石反动王朝的“最高国策”就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八个大字。在军事方面，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是在包围着解放区；政治方面，有所谓“防止异党活动条例”，对民主运动采取高压；文化方面，对一切进步的文化艺术活动采取扼杀和禁止的办法；经济方面，是官僚资本垄断，大量掠夺人民财富，通货恶性膨胀，民不聊生。这就是抗战后期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区域在那反动透顶的“最高国策”下的一幅图画。许杰在东南提出来的文艺运动，就是要为蒋介石这样的“最高国策”服务。
许杰是深知不采取组织活动是不能进行他的这个“文艺运动”的，因此，他煞费苦心地想把当时被日本帝国主义割裂的东南地区组织起来。他在“东南文坛与东南文艺运动”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组织方案：
假定我们从江西的干州算起，在干州有正气日报的“新地”，青年报的“青鸟”，向东过来，在上饶有前线日报的“战地”，在福建方面，永安的民主报有“新语”，南平的东南日报有“笔垒”，至浙江方面，丽水的浙江日报有“江风”，东南日报的丽水版也有“笔垒”，浙东方面，宁海的宁波日报有“波光”，天台的青年日报有“语林”……。
许杰还做了具体的统计，认为把这些阵地联合起来，每月的总成绩，就有一百万字以上。他说：“这是个巨大的数字”，他认为“把这二三百位文艺工作者集拢来”，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阵营”，表现出“很大的力量”。
有了“最高准则”，有了“组织方案”，就一定有“具体纲领”。在他这本“论文集”中，就最具体的提出了为蒋介石的“最高国策”服务的文艺纲领。
第一、“文艺教育论”。他主张文艺要为蒋介石王朝的反动政治宣传和反动教育服务。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引用了蒋介石那本臭名远扬的所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一段话，做为他这一条“文艺教育论”的纲领的引言，许杰在这里十分强调文艺的政治作用和教育作用，正是为了要使他所推动的文艺运动为蒋介石的反动政治服务。
第二、“文艺建设论”。许杰主张歌颂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光明”，反对暴露国民党的黑暗。抗战后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更加腐烂，暗无天日；当时不少进步作家对反动统治的黑暗，作了暴露，和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展开了斗争。这种暴露文学必然引起敌人的深恶痛绝，一方面采取压迫、扼杀、禁止的手段，另一方面又进行分化和拉拢。例如一九四四年冬，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在重庆召开了文化界座谈会，就针对着暴露黑暗的文艺提出了批评，要求大家歌颂“光明”。那时进步报刊上对此进行了回击，但是许杰在“东南文坛”上却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表示了他对梁寒操的言论衷心的拥护，说什么梁寒操提出的“文艺批评的建设性与积极性，的确是非常的切实而有理的”，他引伸了梁寒操的意见，把暴露文学称之为“破坏性与消极性的文学”。他还说：“在文化运动方面如果不预先积极的击破反动的文化体系，暴露他的理论的弱点，那么，正面的文化建设也就等于空中楼阁了。”许杰所要击破的“反动的文化体系”，也正是国民党文化特务对进步文化运动的污蔑。难道这还不够说明许杰的坚定的反动立场么?
第三、文艺自由论。许杰在贩卖了蒋介石、梁寒操的反动谬论之后，又来推荐孙科的假民主。许杰的这个“文艺自由论”就是脱胎于孙科的所谓“三大自由”说。他还为孙科吹嘘，说什么孙科的三大自由比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更为切实，孙科的“三大自由”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他用“民族自由”来抵消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说什么“民族得不到自由，政治与经济是无法自由的”，实际上是按照国民党的“最高国策”进行的消极抗日的投降路线，所谓“民族自由”，不过是一句骗人的谎话。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时局提出来的口号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在党领导下以热火朝天的民主运动，首先要求政治民主，释放政治犯。孙科的“三大自由”正是针对当时的民主运动而提出来的反动口号。许杰在这一场斗争中，衷心的拥护孙科的所谓“三大自由”，暴露了他自己的明确的反动立场。他引伸了孙科的话说：“民族自由，比一切任何自由，更为重要。”还由此为反动的“民族文学”运动做下了伏笔。他更猖狂的号召要把这个所谓“文艺自由”当做当时文艺运动的总的口号。这是明目张胆地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为反动的“最高国(66)策”服务。这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反民主！
第四、“民族文学论”。他继承了张道藩、陈铨的“民族文学”的反动理论，进一步的加以宣扬，同时，还用了恶毒的手段来反对文学的阶级性。许杰完全拥护陈铨所划分的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三阶段”：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文学永远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只有“民族文学”是“最要得”的文学！许杰深深懂得要拥护“民族文学”，就必须反对文学的阶级性，就必须反对社会主义文学；他大声疾呼的认为如果真有什么人“把全世界人类分成两种不同的阶级”，“我们是应该毫不留情的攻击的”。许杰们的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给与了毫不留情的攻击，说什么谁主张分阶级，谁就是“汉奸败类”，谁不服从他那个“民族文学”运动，谁就是“汉奸败类”。他的这些攻击还不够恶毒么?许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早在1944年就已下定决心了!
第五、“资本主义的文学繁荣论”。他在“论文学运动上自由的要求”一文中，强调资本主义是使近代文学发展和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说：“我们生在这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展，我们举国上下，正希望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企图甚至用极大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难，走上民族解放，民族资本建设的大道”。他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展”，宣传中国“解放”的道路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他那样热情地歌颂着资本主义，说它是使近代文学繁荣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不是十分鲜明的么?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可以明白许杰这本为蒋介石的“最高国策”服务的所谓“文艺理论”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反动“著作”，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反动政治立场，白纸写着黑字，用斧头也砍不掉的!
1948年10月，一方面，人民解放军在东北、西北、河南、山东各线获得了重大胜利，解放战争进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淮海战役即将发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发出了逮捕爱国学生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命令，在上海等大城市逮捕、枪杀了大批革命群众，实行了法西斯的恐怖镇压。就在这敌我斗争异常尖锐的时机，许杰发表了一篇“论小资产阶级与文艺”，打出了“小资产阶级文艺”的旗帜。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几个主要的论点：
(一)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政治的舞台，负起了民主革命运动思想文化改造一环的重大任务。这是一个时代感召，中国的市民阶级，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已经在这一个运动中抬起头来。在文艺领域当中，他们已经慢慢的从自发的转向了自觉的道路，他们肩起了文艺运动的重任，准备用文艺运动，来报效民族国家，替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出一份力量。”
我们都知道：“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起点，是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日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领导的“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诞生的时日。毛主席在1940年所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对这问题说得非常清楚。而许杰却直到1948年10月，还要宣传“五四”是市民阶级，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政治的舞台”，“在这一个运动中抬起头来”，“肩起了文艺运动的重任”。这不仅是对“五四”的估价的歪曲，而且是公然对毛主席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看法的对抗。
(二)他说：“在这一长串文艺运动当中，我们可以不客气，毫无讳饰的说一句话：参加这些文艺运动的，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他在这里所说的是指“五四”以来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全国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夕的文艺运动。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期(1948年)，不仅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学已有了二十年的历史，而且在抗战期中，以延安为中心，在广大的敌后根据地里，培养了大批从工农兵大众中来的文艺家，并且改造了不少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工农兵大众的文艺队伍。而许杰却抹煞了这一切事实的存在，硬把文艺领域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独立王国。这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不仅如此，他竟还武断地说：
“我们说过，在过去文艺发展的道路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乎是文艺运动的主力军；今天的情形，也没有完全的改变。”
从这里所透露的，已经不仅仅是把过去的文艺运动当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占的阵地，而且还排斥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不许党的领导力量在文艺工作中插手。
(三)他又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实际的社会变革的行程中，自然赶不上工农分子的积极，也赶不上工农分子所发生的力量，但在文化运动这一领域当中，很显然的，这是他们的有力的阵地。”
很明显，他是顽强地把文化运动当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占的阵地，把小资产阶级估计为文化运动的主力，而完全否定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对文化运动的领导，更否定了小资产阶级文化工作者需要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可见他今天完全否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其根源是很久远的。
(四)最重要的，是他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估计为一个整体，一种中间力量。他说：
“等到后来，封建社会慢慢地没落下去，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没有正确的形成，但这些构成中间阶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仍旧负担着文艺创作者的任务；而在同时，他那由阶级所决定的阶级意识，摇摆于统治者和人民大众中间的心理倾向和创作倾向，还是一直秉受着过去的传统，传统下来的。”
我们承认：小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阶级关系中是处在中间地位，他们可能为统治阶级服务，也可能为劳动人民服务，但他们决不会成为一种中间力量，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中间阶层。历来，在人民大众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他们必然会起分化，有的成为革命的战士，有的成为反革命的爪牙，第三条路是不存在的。所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决不可能永远“摇摆于统治者和人民大众之间”，事实上，这种所谓“摇摆”也并无什么“过去的传统”可以“秉受”，更不可能在今后“传统下来”。他们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往往不是成为统治者的奴才，就是成为人民大众的战友，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而许杰却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永远“摇摆”于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之间，走“中间阶层”的一条单独的道路。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提倡，实际上就是与当时的罗隆基、张君劢等的骗人的“中间路线”相呼应。鲁迅早在1932年就说过：那些要做“第三种人”的人们，“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所以，许杰在1949年大军渡江之后还幻想“和谈”，决不是偶然的；而到解放后的第八个年头，还会成为“章罗联盟”的反党阵线中的一员勇将，成为右派分子施蛰存的保护人，更绝不是偶然“碰上”的!
我们知道许杰的这些历史，并非从今天开始；但是，我们过去不愿谈。因为我们认为人是在发展的，从错误的道路上走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只要真心愿意接受思想改造，就可以走到劳动人民的队伍里来，甚至也可能成为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文化工作者。然而，许杰从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却给了我们相反的回答！今天，我们指出他的这些历史，只是为了揭露他的发展规律，他的政治本质，并证明他所说的“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反动思想，完全是欺人之谈!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希望许杰彻底检查和交代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动机。
---- 原载1957年9月7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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